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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网络舆情九大特征分析

发表时间:2018-12-26 23:24:59  文章来源:中廉舆情网  【 】 【打印

编者按:2018年上半年,网络舆论环境和政法舆情表现出复杂形势,一些问题得到解决,仍有一些问题趋向恶化;同时,新问题不断浮现,考验着政法机关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如在网络舆论环境方面,上半年涉众型互联网违法犯罪频发,成为群体性舆情事件的高风险源头;性别等议题敏感度上升,网络空间的公众表达意愿更为强烈;互联网治理继续收紧引发舆论震荡,治理手段的争议性凸显;个案引发对行业规则和漏洞的质疑更加明显,呼唤更高社会治理水平;短视频平台异军突起,政法宣传向短视频、直播等领域延伸等特征。相对应地,自媒体深度参与、网络舆情来源渐趋固化,使政法机关处境尴尬。一方面,政法机关“敢回应”“会回应”,用公开回应舆论诉求;另一方面,舆情处置效果差异化显著,预示着解决好实体问题,仍是舆情处置工作的根本之道。


1. 涉众型互联网违法犯罪频发,成为群体性舆情事件的高风险源头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2018年上半年,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网络非法吸储以及网络售假等案件多发高发且涉及面广、社会影响恶劣。以P2P网贷为例,截至2018年6月底,超过200家平台出现问题,这意味着成百上千万的投资人或将难逃血本无归的厄运。部分投资人还将不满情绪指向党和政府,质疑金融政策和国家体制,产生对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质疑,潜伏着较多的社会风险。


从处理角度来说,此类案件往往具备技术性强、与新型互联网商业模式深度关联等特征,纠纷性质存在争议,处置难度较大。首先,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和技术支持,公安部门很难对真实资金使用人身份、资金用途进行调查核实和甄别、监管,而且调查取证周期较长,也容易引起投资人不满;其次,检察机关办理时面临着调查取证难、法律适用争议多等问题;再次,因为缺少判例且现有法律法规较为模糊,司法审判机关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而且,当前的互联网金融犯罪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即涉案组织从简单的“作坊式”向现代化企业模式转变,具有金融专业背景的涉案人员明显增多,犯罪手段日益呈现网络化、专业化发展趋势,导致受害者群体范围分布也更趋广泛,成为当前引发群体性舆情事件最主要的源头。


除此之外,以facebook数据泄露、百度医疗广告竞价排名、电信诈骗、勒索病毒等事件为典型代表的互联网乱象以及网络黑灰产业的不断涌现,冲击着社会公序良俗,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带来长远的负面影响。


2. 性别等议题敏感度上升,网络空间的公众表达意愿更为强烈


性别成为政治课题,发轫于40余年前的女权运动,自进入中国后,女权与政治就一直缠绕交织。在互联网和全媒体的加持下,很多以往被忽视但长期存在的性别问题得到了更全面、直接地呈现,并引起社会舆论的重视,使得性别议题越来越成为网络舆情的一大敏感议题。例如近期被曝光的北航性骚扰事件、广州男子杀妻案、安徽男子烧车等案事件。


在公共网络空间中,这些事件激发了各方的表达意愿,推动着相关话题在传播速度和热度方面的聚集裂变。对于一些露骨的性别歧视和暴力伤害,自媒体、营销号热衷于通过猛烈抨击来增加点击和关注,同时也反向刺激了相关话题热度和讨论量的上升。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性别问题容易挑动所有人的敏感神经,吸引媒体和公众去深挖、曝光类似案件,呼吁司法介入、完善长效机制,并反思其中暴露出来的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缺失。


“个案曝光→类案挖掘→体制反思”的讨论模式逐渐固化,在一遍遍循环往复的反思中,舆论情绪很容易上升到对社会资源分配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指控,甚至是对国家制度的否定。


此外,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对国家医疗体制内诸如医保制度、药品许可制度等各个层面的广泛讨论;高考结束后网民热议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实则是对教育公平的关注;还有宗教泛化,在中国的外国人违法犯罪等方面问题。这些网络上的高敏话题也是舆情高热领域,综合来看,政府部门在处置相关事件时,因公众对公平、正义、安全的要求更高,其所作所为必须经得起舆论检验,而政法机关一旦涉及其中,会很大概率地卷入舆情旋涡。


3. 互联网治理继续收紧引发舆论震荡,治理手段的争议性凸显


在依法治国背景下,“依法治网”成为大势所趋,网络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经过2017年的适用磨合之后,政府网络治理水平日渐纯熟。2018年上半年,全国部署“净网2018”“护苗2018”互联网犯罪治理行动,同时期,直播短视频平台、网络游戏市场也一直处在严管阶段,今日头条、快手、抖音等平台相继被有关部门约谈、关停,或被要求下架、整改,引发公众较高关注以及舆论震荡。特别是4月10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责令“今日头条”永久关停“内涵段子”,催生了“段友”聚集广电总局抗议等线下聚集活动,一度造成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


5月1日起,英烈保护法正式实施,有关部门重拳打击,依法亮剑,对互联网上一直存在的歪曲、否定革命历史,诬蔑、诋毁英烈人物,罔顾事实、混淆是非、恶意解构,将民族英雄、革命先烈污名化等各类有害信息形成法律震慑。在这样的网络环境和舆论压力下,互联网的钩沉功能逐渐凸显,对于此前一些不良信息的揭露及处理都能引发较大规模的争议。如今年5月,“暴走漫画”因一段多年前的视频涉嫌侮辱英烈而遭到举报,“暴走漫画”账号随后被多个平台封禁,叶挺后人向法院起诉“暴走漫画”侵权,大量网民为其喊冤,认为此举系“过度解读”,有违“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近日,斗鱼主播陈一发也因在2016年的一次直播中调侃南京大屠杀被举报,并被斗鱼官方封禁。下半年,网络治理形势依旧趋严,如何在争议中实现依法整治和合理引导的良性互动,是有关部门需要深思的重要课题。


4. 个案引发对行业规则和漏洞的质疑更加明显,呼唤更高社会治理水平


公共舆论是社会的皮肤,随着公众表达意愿的增强,2018年上半年的网络舆情还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公众更易于将对个别现象、案件的关注,扩展到更广领域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讨论,对行业性规则及漏洞发起质疑。例如今年5月发生的郑州空姐乘坐滴滴车遇害事件,一经曝出便迅速发酵,滴滴出行相关负面信息被集中曝光,成为“过街老鼠”,引来了网民的口诛笔伐。随后,多起快车司机骚扰女性乘客的事件成为焦点,舆论纷纷指出网约车行业长期存在的政府监管失职、法律规定缺位、平台自律不足等系统性问题,严重冲击了公众的社会安全感,呼吁从顶层设计至到具体实施各层面进行规划。


类似情形还有互联网企业大数据“杀熟”现象被指“深入公众生活且劣迹斑斑”,引发了不少网民共鸣。对于这类舆情事件,公众围观时不只是“看热闹”,还带有对政府部门社会治理能力的打量。而问题的解决最终仍需要政府权威部门介入“破局”,为舆情平息指出“落脚点”,否则,一旦舆论将不断累积的负面情绪指向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消耗的唯有对政府的信任。


5. 短视频平台异军突起,政法宣传向短视频、直播等领域延伸


今年以来,直播平台探索多元化出口、扎推入局短视频,而短视频应用又纷纷开启直播功能,“二者共存共生,加速融合”,使得短视频已经成为内容营销新渠道、新阵地。这在给政法宣传带来新挑战的同时,也提供新参考和新思路。据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整理,自从中央政法委官方新闻网站“中国长安网”第一个入驻抖音后,截至6月中旬,已有360个政法单位开通抖音账号并认证通过。对政法宣传而言,抖音因其有趣、新潮、充满活力,成为当下许多年轻人日常休闲的必备App,使不经意间接收到的信息更容易被消化吸收,在潜移默化中加固印象;抖音碎片化的视频形态打破了传统长视频难以流传的限制,更易聚焦受众的注意力,使精华内容的传播在短平快的媒介上更加有效。正是基于这些优势,政法内容在抖音上的传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正向效果。


政法融合新媒体创造宣传新活力的尝试不仅抖音这一种形式,还包括向直播平台延伸。政法机关通过主动设置议题,积极推进普法教育、安全教育、便民服务、权威辟谣等工作,运用短视频、直播等创新性宣传手段,引导舆论场以更为积极理性的态度看待政法工作,凝聚法治共识。例如今年5月以来,为充分展现各地法院决战“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积极行动和生动实践,最高法新闻局、执行局联合多地方法院连续开展五期“决胜执行难”全媒体直播活动,对案件执行活动进行现场直播,获得了舆论高度关注和广泛赞誉。


6. 自媒体深度参与网络舆情,政法自媒体正面形象持续提升


自媒体对热点事件的关注度逐渐走高,并深度参与到事件的爆料、评论等舆情形成的各环节当中。2018年上半年,自媒体在多起舆情事件中成为舆情发酵的最要一环,如在安徽六安教师讨要“一次性工作奖励”事件中,“教师之音”等教师行业的自媒体最先曝光相关信息,并积极发表评论提出质疑,使得舆情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在河南“王凤雅事件”中,微信公众号“有槽”发布的文章《王凤雅小朋友之死》在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刷屏,成为该起舆情事件真正爆发的导火索。可以看出,数量庞大的自媒体在网络舆情发酵和传播的过程中所起到的过滤和推动作用逐渐凸显,这种趋势可能为舆情事件的生成和发展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进而给涉事部门的应对工作带来被动影响。


不过,政法自媒体数量也在扩大,与前两年不断引发争议的窘境相比,目前政法自媒体尤其是警察自媒体的正面形象和作用得到提升,在一系列舆情事件中发挥重要的引导功能。比如,2018年3月微信公众号“警事V言”发布的帖文《考核成绩不好就关禁闭,谁发明的规定?》,对贵州黔西县公安局以关禁闭方式推动考核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从禁闭的法律适用性、现实意义及队伍建设对这一措施进行评析,通过舆论压力倒逼基层政法机关完善工作。由此可见,政法自媒体的舆情引导焦点明确,不偏不倚,更具说服力,对网络舆情的走势起到积极的因势利导作用。


7. 舆情来源固化产生定势思维,政法机关处境尴尬


据统计,2018年上半年曝光的引发一定关注的90起政法舆情事件中,34起来源于澎湃新闻、封面新闻、《南方都市报》、《法制晚报》等市场化新闻网站或都市报,占比达37.8%,而由澎湃新闻网曝光的高达14起,占比15.6%。大量的舆情事件来自同类型或者单个媒体,说明政法网络舆情的来源逐渐趋于固化。这些媒体对政法机关长期的舆论监督,可能导致认知上产生定势思维,从而以更加负面的角度来看待政法工作,或者在报道过程中找到更多曝光政法舆情的“捷径”,如近半年来,发端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舆情事件逐渐增多。


对于政法机关而言,单向化的舆情来源容易形成一家或几家媒体议程设置占据主动的局面,并不利于展现多元化的政法工作内容。这是因为,市场化新闻网站或都市报追踪报道涉政法负面舆情事件,更多聚焦于政法机关或者公职人员违法违纪情况,深挖事件背后的各种利益关系,通过舆论监督的方式来展现被监督主体存在的各类问题,这同时意味着舆情危机加深的风险,也解释了为何小事件总能演变为大舆情。


8. 政法机关“敢回应”“会回应”,公开案件信息回应舆论诉求


2018年上半年,全国政法舆情事件的回应率为86.5%,与2016以来相比稳步提升,可见政法机关主动进行舆情引导的意愿不断增强,这也说明其对舆情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敢回应”“会回应”的积极态度逐渐取代了“观望”“鸵鸟”消极心态。


在回应率不断提升的情况下,政法机关的舆情回应氛围也能得到增强,主要表现为主动介入舆情事件的引导,积极发布权威声音,给公众提供第一手的信息,挤压舆情萌发的空间,如主动参与到不实信息或谣言的辟谣中来等。


而主动公开案件信息也是回应舆论诉求、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关键,如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从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央督导组到各地方公安、法院、检察院、监察委都主动发布专项斗争成果、涉黑案件调查进展,同时公开重大典型案件,以提高公众对涉黑案件的认识。这些工作既是一种隐性的舆情引导,也能显性地提升政法机关的正向形象。


9. 舆情处置效果差异化显著,解决好实体问题仍是根本


在舆情事件的处置中,最终取得效果的好坏与涉事主体的回应策略正相关,而事件本身的复杂程度或者性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舆情处置效果。2018年上半年来,不同类型舆情事件的处置效果差异较为明显。


在突发案事件中,政法机关根据依法处置、舆情引导、社会面管控“三同步”原则,很快平息舆情,并收获舆论好评,如陕西米脂学生遇袭事件、北京双井桥打人事件的舆情处置成为典范。


但在因政法机关自身问题或处置不当引发的负面舆情事件中,舆情回应往往较为滞后,回应的内容也不被认可和信任,在焦点问题上“打马虎眼”以及舆情闭环率不高,致使舆情工作的舆论满意度整体处在较低水平。


分析发现,无论何种类型的舆情事件,归根结底还是需要落脚到实体工作的处置上,打通线上舆情应对和线下事件处置的“次元壁”,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大部分突发案事件的引导之所以成功,在于切实解决了线下问题;而涉及政法机关自身的负面舆情之所以迟迟得不到平息,还是在于其实际问题解决不及时、不到位甚至是不依法,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最终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来扭转舆情颓势,重新获得舆论的认可和支持。(来源:法制网舆情中心   彭晓月 车智良) 





责任编辑:靳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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