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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璀璨的青春岁月

发表时间:2021-05-09  文章来源:中廉舆情网  【 】 【打印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王尽美是最早离世,生命最短的一位,他的生命刻度永远停在了27岁。然而,在短暂的一生中,他为党的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共一大会议后,他在山东建立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并担任书记。1922年7月,再赴上海出席党的二大。他所参与起草的《劳动法大纲》,成为这一时期党指导工人运动的纲领。长期的忘我工作与艰苦生活,使王尽美患上了严重的结核病。但他依然抱病坚持组织领导胶济铁路全线、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成立胶济铁路总工会等革命活动。1925年8月19日,因肺病复发,在青岛逝世。


今年是王尽美诞辰120周年,值此之际让我们重新回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大潮中他是如何成长,又是怎样成为山东党组织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以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




一、幼年启蒙点燃了改变现实的热情




1898年6月14日,王尽美出生在山东莒县大北杏村(今属诸城市)的一个佃农家庭。在他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四个月,家中只有祖母和母亲相依为命,忙碌一年打下的粮食大半要交给地主,过年过节时还要到地主家无偿帮工。近乎赤贫的生活令王尽美从小就尝尽生活的艰辛。母亲偶尔讲述亲眼见过的义和团反洋教的故事,使童年的王尽美对英勇斗争的义和团产生敬佩之情,对洋教士产生仇恨情绪,也在他幼小的心灵种下了反抗的种子,培养了最为朴素的反抗压迫的意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情感。王尽美还喜欢跟随母亲到离村子12华里地的枳沟镇去赶集,因为在那里可以听到说书先生说唱《说岳》《杨家将》《水浒》等故事,英雄好汉的事迹给他幼小的心灵植入了侠义气质。


贫穷的家境、地主家的盘剥和压迫,使王尽美自然产生了改变命运的渴望。他渴望通过读书而改变农民身份,母亲尽了最大努力,为少年王尽美提供了获得启蒙教育的机会。1905年到1906年,王尽美先后到两家地主设的私塾中伴读,学的是《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课程。难得的读书识字机会为他日后走上不平凡的人生道路铺就了第一段基石。但两家地主少爷相继得急病暴卒,在落后迷信的农村里,让王尽美背上了“克星”“命毒”的罪名,也失去了到别人家继续伴读的机会。直至1910年,休学三年半的王尽美再次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进入村塾,继续接受传统文化思想教育,学习了两年《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他的好学善思深得塾师张玉生的喜欢,张玉生直到晚年还常对人夸奖王尽美。


那时村里的戏班子也多是表演梁山好汉、尽忠尽孝一类的故事,聪慧好学的王尽美很快学会了笛子、唢呐、二胡等伴奏乐器,并有机会经常上台表演。据当时一同在枳沟镇初级小学读书的李又罘记述:“正月十四,我到北杏村去看戏,看见尽美在台上吹小笛,腰间系着扎腰带,戴着毡帽头,像个农民的样子。他有时也打锣、敲梆子、吹唢呐……当我看他在戏台上的情形时,心里真对他佩服极了。他就是这样多才多艺!当我踏着夕阳回家时,又看见他在路旁的树林里,背着粪筐捡粪了。”[1]乡土才艺、戏曲故事,对于赤贫家庭的少年王尽美来说,既是苦难生活中的精神享受,也锻炼了他的才艺。


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王尽美通过断断续续的4年私塾学习,培养了识文断字和基础写作的能力。山东人崇尚的勇武、忠义、反抗斗争精神,以英雄故事、义和团反洋教的故事,经由集市上的说书、戏班子的才艺表演、母亲的叙说等形式,都慢慢地浸润到王尽美的骨子里,强化了他渴望改变现状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也激发了他的学习热情,锻造了他刚毅、坚忍的性格。




二、辛亥革命和新式教育


埋下了民主精神的种子




王尽美从小生活的枳沟镇大北杏村距离诸城不远。诸城尽管是个小城,但是近代以来,在探索救国良方的征程中,不少诸城人走在时代潮流的前端,先是在诸城传播维新思想,后来又纷纷加入同盟会,或在外进行革命活动,或回家乡创办新式学堂,宣传新思想,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以求唤起民众的觉醒。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诸城也举起了义旗响应革命。中华民国建立后,效法西方民主共和国,推行新式教育。1912年,北杏村也成立了初级小学。王尽美转到该小学四年级学习。因为他品学兼优,思想敏锐,为人侠义,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被学校指定为“大学长”。李又罘回忆,当年在参加邻村一位教师吊丧的活动中,他初次见到王尽美,此时的王尽美长脸大耳,眉目清秀,神采奕奕,很果敢,有智慧,他用响亮的口令调动和指挥着同学们[2]。李又罘还记得王尽美在北杏村小学读书时,每逢枳沟镇大集,“辄来赶集,串亲戚,顺便也常到我校来玩,和我们一起研究功课,学习唱歌。他每次来,总是向老师要报纸看,看的又是那样入神。有时也借阅老师的书”[3]。可见北杏村小学的教学已经给王尽美的思想成长带来了新的促动。乡村小学的内容已经不能够满足他的求知欲,使得他到主动跑到镇里小学的老师那里寻求新的书报,捕捉新的信息和知识。


1913年,王尽美升入枳沟镇高等小学。给他任教的王新甫老师是济南法政学堂的毕业生,受到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科学与民主理念的熏陶和孙中山民族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是一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进步思想的教师。他采用新式教学,讲授近代科学知识,推荐和介绍《天演论》《革命军》和《民报》等传播西方现代文明和革命理念的书籍报刊给王尽美等学生看。由于枳沟镇是诸城、莒县、日照三县交界处的大镇,也是潍县、高密、青岛等地通往鲁南临沂、江苏徐州的必经之地。一些知识分子途经此地都要到枳沟镇小学停留几天,在学校里相互交流,议论国事,探求民族救亡之道。作为王新甫喜爱信任的学生,王尽美经常被允许旁听他们的交谈,这些交谈中涉及的民主革命思想让他耳目一新。


1915年,王尽美从枳沟镇高等小学毕业。16岁的王尽美,正值接受知识最快、最迫切的时期。他的头脑中有了现代国家、世界等概念,初步具有了现代公民意识,了解了民主、自由、平等的西方民主思想,使他胸襟大开,开始关注国家时政风云,关注民族命运,渴望了解世界状况和发展趋向。他渴望阅读书报,渴望一切新的信息。那时,学校、社会上还没有现代公益性质的图书馆,于是王尽美经常到王新甫和城里学校的朋友那里去借阅。临近的相州镇,文化教育气息较为浓厚。1913年,受到西方现代文明影响的王翔千回到相州,义务兴办相州国民学校,并自任校长兼教员,采用以白话文为主体的传播进步思想的文章为教材,对青少年进行新文化、新思想教育,注重启迪革命思想,因而闻名于四乡。王尽美欣然步行五六十里路,跑到王翔千那里去借阅书报。遗憾的是,1916年,终因封建势力所不容,王翔千不得不关闭学校,去了济南。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的半年里,国内报刊对俄国十月革命态度比较复杂,恐怖、不安、担忧、悲哀者比比皆是[4],此时的王尽美对十月革命的认识也并不明确,但他由此感觉到了时代风云的躁动。他对社会现实更加不满,希望了解更多信息,学习更多的知识。济南的王翔千等友人告诉他省府济南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诸多优势。这一切吸引着他,终于不顾家境贫寒,决心走出乡关,前往文化发达、消息灵通的大地方求学,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12年到1917年底,是王尽美成长中的第二阶段。他的活动区域进一步扩大,以枳沟镇为主,兼及附近的相州镇、诸城、莒县。视野由传统的英雄故事、近代义和团反抗外国侵略扩大到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反对封建专制、效仿西方建立民主共和国,崇尚西方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理念。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之风,经由《新青年》等媒介,也吹到了王尽美的家乡。其倡导的科学、民主等新思想宛如一颗石子投射到湖心,在王尽美心中引发最初的涟漪,促使他渴求走出家乡,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寻求改变现状的路径。




三、考取省立一师


寻求师范教育救国




1918年春末夏初,王尽美怀揣着寻找新生活道路的决心,踏上了去省府济南的旅程。同年夏,他顺利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进入预科学习。1919年秋,王尽美升入一师本科第十一班。他希望自己从师范学成后,回乡做个乡村教师,从事乡村教育,改变乡村教育的腐败现状,从最基层进行启蒙,改变国民性。他曾说:“当我之入师范,对于师范教育本抱有极大的希望、无穷的信仰,因为乡村教育的腐败黑暗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村农野叟那样的昏昧无知,较之人家日耳曼族、斯拉夫族的人类,真似二十世纪的新人和羲皇上人作比,想我汉族怎能不受天然淘汰。”他认为要提高平民的知识,非从教育着手不可,而师范教育则是提高平民知识、进行平民教育的中坚力量,希望“师范里一位学生就是发达教育的一个孢子,将来能把我四万万同胞的腐败脑筋洗刷净尽,更换上光明纯洁的思想”[5]。此时的他,试图走乡村教育改变社会拯救国家的道路。这应该是他去济南考取官费师范的主要出发点。因此他在一师期间学习很用功。据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杨一辰回忆:“在校期间,他学习认真,课外博览群籍,于学无所不窥,尤精通文史,为同学中的佼佼者,他善写文章,为当时师生所共赏。他爱好艺术,精于汉字书法,也善绘画,对于音乐,更为精湛娴熟。他对中国的管乐器如笙、管、笛、箫都能吹奏,更擅长吹笙;他对中国的弦乐器,如琵琶、二胡、月琴、四弦全会弹拉,尤其精于三弦。因为他多才多艺,得到全校师生的敬慕。”[6]


1918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是王尽美思想成长的第三阶段。尽管从性质上来说,此时思想与第二阶段并无本质区别,但是相比第二阶段,王尽美对于自己要走的道路第一次做出了较为清晰明确的判断和选择。




四、五四运动后


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道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尽美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一革命洪流中,他被推选为一师北园分校的代表,后被选为山东大专、中学的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他号召和组织同学罢课游行,进行示威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虎狼之心和北京当局丧权辱国的行径,号召各界民众誓死力争,奋起救国。暑假期间,他回到家乡,私下运用亲友、师友关系作为联络桥梁,发动诸城各个学校中的活跃分子,联络组织了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印发传单,组成十人团限期禁绝日货、禁运内地物资出口资敌[7]。五四运动中王尽美的行动,尤其是暑假回乡运用乡缘、亲缘关系作为联络纽带,在家乡培养了一批运动的骨干分子,亲历了五四运动从大城市辐射到落后乡村的巨大威力,锻炼了宣传和组织能力,其中对群众力量的认识和在运动中积累的经验都为他下一步的走向埋下了伏笔。罗章龙在1926年曾评价五四运动中的王尽美:“尽美独著论投山东各报,力辟谬论,分析世界政治,条理密察,陈义正雄,确山东舆论界空气为之一变”“在山东青年运动中已崭露头角了。”[8]


五四运动迫使中国代表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但是王尽美的家乡枳沟镇查禁的日货,最终被城镇上的乡绅贪污,个别学生被利用承担污名。老师们知道其中真相,但是得罪不起当地乡绅力量,最后不得不愤而辞职。对此,王尽美和亲历其事并为此苦闷不已的王蔚明谈及这一事件对他的思想触动:,“在五四运动中,我跑的地方比你多,了解的情况也多些。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所以抵制日货没能坚持下去。各种救国团体也都分裂或夭折了。我也曾为此苦闷好久,但我以后到北京去见过北大教授李大钊,到上海去见过上海大学的教授蔡和森—这些人的文章,我想你也在《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上早读过的了。这是全国进步青年所仰望的有学识的人,我把这个问题向他们请教过。他们以社会发展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给我解开了思想疙瘩,指出了光明的前途。”[9]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五四运动后各地抵制日货运动出现的腐败现象、五四以后学生的分化、救国团体的分裂或夭折,一度让怀揣激情投身运动的王尽美十分苦闷,因此也促使他对运动进行反思,重新思考、寻找改造社会的路径。


从哪里找答案呢?首先是《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上李大钊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发表的文章。说起这些进步书刊的发行渠道,必定要提到在山东五四运动中颇负声望的王乐平。王乐平也是诸城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是山东老革命党人。王尽美在五四运动中与王乐平结识,他和邓恩铭一起为王乐平所看重。五四运动后,王乐平将他主办的齐鲁通讯社改组为齐鲁书社,大力推销进步书刊,宣扬新文化,传播新思想。齐鲁书社成为五四后山东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据点。“当时介绍的新书有《俄国革命史》《辩证法》《资本论入门》《社会科学大纲》等,最盛行的是鲁迅的著作,还有李大钊、瞿秋白翻译的书。对创造社、新青年出版社、新潮社、北京书店的出版物销售极广。进步杂志知名的有《新青年》月刊、《新潮》月刊、《创造》季刊、《奔流》月刊、《小说月报》等,报刊则有《努力》周报、《分限》周报、《莽原》周报、《醒狮》周报等”[10]。可见齐鲁书社是马克思主义在山东传播的重要中转站。这一时期,王尽美经常出入齐鲁书社,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和邓恩铭、王翔千、王深林、王志坚等热血青年一起讨论交流探讨,在各种主义和思潮中反复进行比较和推求。


五四运动中、后期,王尽美作为山东学生会代表曾多次到北京进行联络,和北京大学的罗章龙等人建立了联系,并见到了敬仰已久的李大钊先生。1920年春,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王尽美成为该研究会的通讯会员。“他回去之后经常和我通信联系,交换刊物。通过他,还介绍了一些别的通讯会员,名字记不清了。后来,他在济南仿照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形式组织了山东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1]。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是王尽美思想发展最关键的时期。在这段时间,他努力汲取新思想,试图从纷繁复杂的各种主义中理出个头绪。随着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此后进步书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越来越多,王尽美的思想愈来愈开始倾向于马克思主义。




五、创办励新学会


全身心投入到工人运动中




1920年秋,王尽美与邓恩铭等人发起组织“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励新学会是山东最早的一个学运组织,成员有二十几个人”“当时成员的结合,都以不满现实为基础。不满学校的读死书以及校方的高压政策,不满专制腐朽的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下的黑暗政治,不满旧社会的不平等无自由”[12]。励新学会不久发生分化,与王尽美在一师时同宿舍、同为五四运动积极分子的王志坚后来意志逐渐消沉,一度去寺庙出了家。


王统照创作的小说《春花》以五四前后在济南活动的诸城人士为原型,描述了黎明学会(原型即励新学会)成员思想的现状、逐步分野及至走向分裂,“受了各种新派杂志的影响,那些活动的,聪明的,富于自觉心的青年学生渐渐注意到思想方面。一谈到思想,免不了哲学见解与政治趋向的联系。虽然在那个时候就是一般学识更高点的人们也是随手抓来的新思想。一个某某的主义与人生观,简直使许多求知欲的更年轻的青年到处抓寻暂时的立脚场。他们感觉没有讨论,没有批评,不能整齐他们的步调。学会的产生便是借了研究,批评的精神使他们能分外有更坚固的团结,向‘新的’路上走。然而也因成立了这个学会,他们思想上的分野由模糊而渐渐明显。由于明显便常常有派别与信仰的争执。到后来已经产生了他们在组织时没曾预计到的分裂”[13]。小说中对王尽美(名为金刚)的性格特点有鲜明地描述,“金刚表面上不过是个莽撞孩子,又粗中有细,打先锋是他,讲联络也是他,就是火气重点,动不动只许自己,没把别人看在眼里”[14]。黎明学会分裂后,王尽美写信给巽甫(原型为王象午),劝他“要打起钢铁般的营垒,要收拾起明亮的利器,向这古老的社会进攻。我们要有连合的力量,要有远大的企图。为民众造生活。总之……中国到了现在,需要革命,需要青年人的革命的精神与力量!‘时乎,时乎!’……我们不能再等待了!……”并隐晦地告诉他,“我们也有我们的团体。—这是你知道的,有时在郊外开会,有时在古庙里开辩论。”显示了王尽美在励新学会分裂后,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文中“我们的团体”即指1921年春王尽美和邓恩铭等组织的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有论者指出:“1920年,在蓬勃的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中,经过‘五四’运动熏陶的王尽美,思想进一步升华,由激进的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这个转变,在他1920年10月至1921年1月发表的《乡村教育大半如此》《我对于师范教育根本的怀疑》《山东的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等三篇论文中,得到了体现。”[15]说明王尽美此时已经对乡村教育和师范教育问题进行了非常成熟的思考。文章显示他已经具有了阶级意识,他把诸城教育划分为资本家、乡绅和普通的乡民两个阶级,认识到若要普及乡村教育,“非先打破贫富阶级不可”,体现了他认识论上的根本性转变。1921年春,王尽美和邓恩铭等组织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他在思想上作出抉择之后,决心以组织行为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同年7月,王尽美和邓恩铭以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的名义赶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尽管此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不深入,但是他已坚定地确立了信仰。


这一阶段在王尽美的成长中可以说是最关键的时期。从空间上来说,这一阶段的活动主要在济南,旁及北京、上海这两座思想更加活跃、信息更加丰富的大城市。思想上,从最初试图走乡村教育救国的道路,到积极投身五四运动[16],在李大钊先生的指引下,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走上了红色革命之路。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王尽美22岁。幼年的启蒙教育,更多地体现了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以及贫穷的家庭生活对他的影响。少年时期的成长,主要是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影响。而青年时期思想的发展转型,则体现了中小知识青年在后五四时期从启蒙的文化意识到革命的政治意识的转折,从个性解放的自觉到集团主义的诉求[17]。他的成长经历,是19世纪末20年代初从社会底层出身的中小知识青年走向革命的典型案例,是具有代表性的。王尽美走向革命的成长个案,尤其是思想的发展转型,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剧烈变动在个人身上的投射。


1921年,王尽美参加中共一大会议后,回到山东,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工人运动。年底,他又远赴伊尔库茨克、莫斯科等地,亲眼看到了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这一切,更坚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后,王尽美主要工作是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到煤矿中、到山海关铁路上,和工人同吃同住,引导、组织他们进行反抗和斗争。最终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注释:


[1][2][3]李又罘:《回忆尽美同志》,载《山东党史资料》1983年第2期。


[4]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119页。


[5]王瑞俊:《我对于师范教育根本的怀疑》,载《泺源新刊》第10-12号,1920年11月2日,5日,9日。


[6]杨一辰:《回忆王尽美事迹片断》,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


[7][9][12]济南师范学校编《王尽美遗著与研究文集》,中共党史出版2009年版,第113—116页,第119页,第135页。


[8]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编《革命战士集》,1926年版,第20—21页。


[10]成湘舟:《关于齐鲁书社的沿革略记》,载《山东党史资料》1982年增刊。


[11]罗章龙:《我对山东建党初期情况的回忆》,载《济南工运史料》第2辑。


[13][14][16]王统照:《春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版,第30—31页,第119页,第30页。


[15]余世诚、刘明义:《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石油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7—98页。


[17]唐小兵:《民国时期中小知识青年的聚集与左翼化—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为中心》,载《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1期。■


(作者单位: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张玉菡



责任编辑:宏斌


张玉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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